“帝俊”即为“帝喾”，亦为“帝舜”，古人早已考证过。
《山海经·大荒西经》云：“帝俊生后稷。”郭璞《注》：“俊宜为喾。”郝懿行《笺疏》：“帝喾名夋，夋、俊疑古今字，不须依郭改俊为喾也。是帝俊即为帝喾也。”
《初学记》引《帝王世纪》：“帝喾，姬姓也。其母不觉，生而神异，自言其名曰夋。”
《史记》司马贞《索隐》、《大戴礼记·帝系》，亦云“帝喾名夋也。”
《大荒东经》：“帝俊生中荣。”郭璞《注》：“俊亦舜字，假借音也。”
《大荒南经》：“帝俊妻娥皇，……姚姓。……有渊四方，……舜之所浴。”“帝俊”即“舜”。
《海内经》：“帝俊生子八人，是始为歌舞。”袁珂引《朝鲜纪》：“舜有八子始歌舞。”
王氏及古籍之考证，为不少相关学者所接受认可。
说回到《山海经》。
《山海经》中的“帝俊”，俨然是一位更显赫的“大神”，有更神秘和强大的背景。
首先，《山海经》里的“帝俊”，是日月的创造者，即主宰万物的天帝。
《大荒南经》：“羲和者，帝俊之妻，生十日。”帝俊之妻羲和，生下了十个太阳。
《大荒西经》：“帝俊妻常羲，生月十有二”。 帝俊之妻常羲，生下了十二个月亮。
“常羲”，实为“羲和”之演变。而“羲和”，则为上古对伏羲、女娲之合称，在《尚书·尧典》中即如此。
如此说，“帝俊”之地位，不在“羲和”“常羲”之下，甚或更高。
其次，《山海经》里的“帝俊”，与“神鸟”有密不可分之关系，这恰与商族所云“玄鸟生商”相吻合。
《大荒东经》：“有五采之鸟，相乡弃（婆）沙（娑）。惟帝俊下友。帝下两坛，采鸟是司。”婆娑起舞的五彩之鸟，是帝俊的仆友，替帝俊掌管下界的祭坛。
又《大荒东经》：“帝俊生中荣，……使四鸟”。《大荒东经》中帝俊“使四鸟”的记述有五条。
《大荒南经》：“帝俊妻娥皇，生此三身之国，……使四鸟。”
（仰韶文化和良渚文化中的“金乌负日”图案）
所谓“四鸟”——
一是皆属“负日而飞”的“神鸟”“天鸟”，太阳栖于其背而东升西落。
《大荒东经》：“一日方至，一日方出，皆载于乌。”
新石器时期诸多“金乌负日”的图案，证实了此种认知的久远性。
二是“四鸟”象征“四方”和“四时”。
考古出土器物上的“四鸟”图案，明确显示了将其作为“四方”和“四时”图腾的寓意。
（金沙遗址出土的太阳十二芒和四鸟金箔）
《尧典》中，天帝命羲和降旨“四神”，掌管“四方”和“四时”。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中，“四神”进一步演化为羲和之“四子”，掌管春夏秋冬四季。
无疑，“四神”“四子”认知，皆由《山海经》所云“四鸟”演化而来，其记载的是更古老的传说。
“帝俊”，生成日月，主宰万物，掌使“四鸟”，到底是谁呢？
“帝俊”，《太平御览》卷八十作“逡”，其实本名“夋”自古以来即无异议。
《说文》：夋，“倨也”。就是蹲踞。
“俊”和“逡”，均通“踆”。而“踆”，陆德明《释文》引《字林》：“踆，古蹲字。”
郭璞《山海经注》：“踆，古蹲字。”
《说文》：“蹲，踞（倨）也。”
《淮南子》：“日中有踆鸟。”高诱《注》：“踆，犹蹲也，谓三足鸟。”
这就不难理解了——“帝俊”，实际上说的，是“蹲踞的天神”。
“夒”抑或“夋”，这个商族所信奉祭祀的“高祖神”，一直可追溯到距今7000年之前的河姆渡文化，尤其彰显于良渚文化，之后一脉相承流传久远。
（河姆渡文化出土器物上的太一神和社神） （河姆渡文化出土器物上的太一神和社神）
河姆渡文化出土的一件器物上，两侧绘有相关“太一”和“社神”图案——其中，“太一”图案上有“天盖”和“二星”；“社神”图案上有“社树”。
“社神”“社树”，在后来的陶寺遗址出土陶盘上演化为“勾龙后土”形象，其延续及发展遑不多论。
“太一”，则一定是7000年前先民心中的最高“天神”。“天盖”，证明“天圆地方”宇宙观在当时已然形成；“二星”，则应该是北斗魁首中的“天枢”和“天玑”。
（良渚出土的“太一”图案）
良渚时期的玉器上，“太一”作为“北斗星君”的表达就更为明显。天文考古学证明，当时的“北斗”，恰位于“天极”位置。因此，其时的先民，即以“天枢”作为“极星”，而将“北斗”奉为天上最重要的“星神”——“天神太一”。
良渚“天神太一”图案，方脸象征斗魁；倨坐象征北斗；天神头顶“天盖”；屈腿蹲于北斗之上。
这是“帝俊”最形象的写照。
河姆渡文化中的“太一神”和“社神”，在马王堆汉墓帛画上，表现得更为生动形象。
（马王堆汉墓出土帛画）
司马贞《索隐》录《春秋合成图》：“紫微，大（天）帝室，太一之精也。”
张守节《正义》：“泰（太）一，天帝之别名也。刘伯庄云：‘泰一，天神之最尊贵者也。’……天一一星，疆阊阖外，天帝之神。”
《金匮玉衡经》：“天一贵神，位在中宫，据璇玑，把玉衡，统御四时，揽撮阴阳，手握绳墨，位正魁罡。”
这不是与《山海经》所说的“帝俊”完全“合拍”了吗？
至于殷商将“夒”或“夋”作为“高祖”祭祀，只能说在那个时代，“天神崇拜”与以祖配天的“祖先崇拜”高度融合了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